史料视角下通背拳家张策在民国武术界的贡献评述

作者：袁和襄

民国时期，武术界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孙禄堂、李景林、李书文等宗师以技击实战、武学传承名垂史册，而通背拳家张策虽未在现存民国史料中留下战胜同期名家的记载，却以其深厚的技艺造诣及对通背拳的革新与传承，占据着民国武术界的一席之地。结合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官方档案及业界人士的回忆评述，可清晰勾勒出张策的武学成就与历史定位，还原其作为“臂圣”“铁鞋”的真实武术形象。

据民国时期天津武清区政府整理的地方史料、北平国术馆留存的教学档案记载，张策字秀林，直隶香河人，自幼习练家传戳脚、二郎拳、黑虎拳等拳术，后遇游僧金陵笑和尚，学得五猴通臂拳，打下了扎实的外家拳功底。十二岁时，张策进京拜杨式太极拳传人杨健侯为师，潜心习练杨式太极拳二十余载，同时又拜陈庆习练通臂拳七八年，实现了两拳的初步融合。壮年后，张策又遇韩姓老道点拨其通背拳，进一步完善了张策的武学体系。这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师承经历，让张策成为既精通通背拳、又擅长太极拳的综合型武术家，创立了五行通背拳。这是张策的通背拳区别于其他通背拳的显著特征。

民国史料中虽无张策战胜当时名家的明确比武记载，但相关文献中却有两处关于张策比武失利及晚年生活的记载，这些事迹会对张策的历史评价产生一定影响。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尊重当年史料记载，如1929年11月10日杭州《民国日报》记载孙禄堂轻取张策一事，该报道属于当年同期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结合同期历史背景可知，1929年11月初杭州正筹备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即全国武术擂台赛），该大会于11月9日开始接待各地武林高手报到，张策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受聘为评判委员。11月16日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正式开幕，作为民国时期第一次全国性武术游艺盛会，吸引了南北各地顶尖武术家齐聚杭州，孙禄堂作为大会评判委员会副委员长，确于此时抵达杭州统筹筹备事宜，而张策作为北方知名武术家，确已参与此次盛会，这与大会同期史料中“各地武林名家纷纷赴杭参会，北方通背拳代表人物亦在其列”的记载相契合，在大会筹备期间杭州《民国日报》报道了孙禄堂轻取张策一事，两人又同在同一个会上，在当时未受到任何质疑，这篇史料记载的内容具有的真实性无需质疑。应充分肯定其作为同期史料的权威性与真实性，将其作为评判二人此次切磋情况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不可因为张策一两次比武的失利就否定其武学造诣。有人提及《方志香河·大侠张策传》中的内容，但该文并非民国同期史料，而是后世编写的地方人物故事，因此其中关于张策发力抛出孙禄堂、砸坏椅子等叙事，不仅缺乏民国原始史料佐证，而且与当年的史料记载相悖，此说为后人捏造，不能作为评判二人技击水平的依据。所以，《方志香河·大侠张策传》中的一些叙事并不真实，不可采信。而另一处《武当》杂志《周祥先生二三事》记载的周祥轻取张策，因《武当》杂志创刊于1982年，也不是民国同期史料，同样难以作为评判张策技击能力的唯一依据。

在此之外，1934年10月11日北平《民声报》对张策的武艺有明确记载，原文为“通臂专家张策讳字秀林，精于技击……常北走关外，南走齐鲁等地，踪迹所至，名声大振，曾于沈阳、北平等处设馆授徒，以是桃李半天下，门人弟子散走四方，论教张之技艺，均多表示钦佩”，这一民国报纸记载，直接印证了张策的技击实力与业界声望。同时结合当年史料记载，张策曾受聘于北平市国术馆任教，由此可作为辨析张策在当时武林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依据。

张策在民国武术界的地位，更体现在其对通背拳的革新与传承，以及在官方国术机构中的任职与影响，这一点有明确的民国史料可考。尤其是张策在吸收祁氏通臂拳、五猴通臂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学的太极拳技法，创编出独具特色的“五行通臂拳”，提出“天之五行、人之五行、拳之五行”相互对应的拳理，构建了包括拳理、实战、养生在内的完整“张氏体系”，并在北平市国术馆任教期间，亲自撰写《五行通臂拳术谱》，整理完善通背拳理论，弥补了传统通背拳谱“缺篇短字”的缺陷，明确提出“练通臂拳一要有恒心，二要贯通于身，三要有通臂之神意”的武学理念，将通背拳从单一的技击拳法，发展为兼具实战、养生、理论的完整流派。这种武学革新，在通背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打破了传统武术“秘不示人”“门户之见”的局限，为通背拳的传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官方任职与社会影响方面，后世传说的1924年张策被张作霖邀请至沈阳大帅府担任保镖，并教授张作霖之子张学明、张学思习武，目前没有查找到有关这一叙事的当年史料记载，目前只能以后世传说来定位。至于后世传说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策出任奉天国术馆副馆长，负责武术教学与推广，则是以讹传讹。因为在1931年5月前，奉天就没有成立过奉天国术馆或辽宁省国术馆。1931年5月奉天成立了辽宁省国术馆，馆长是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副馆长是金毓绂（1887—1962），字静庵，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兼任辽宁省国术馆副馆长，没有见到张策或张秀林担任辽宁省国术馆副馆长。即使在辽宁省国术馆国术教师名录中也没有见到张策或张秀林的名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策返回北平，受聘于北平市国术馆任教，担任教习。在这期间张策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据1933年10月22日《申报》报道，1933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举办第二届国术考试，张策受聘为该届考试的评判员。香河县人民政府相关史料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多次聘请其主持南京、北平国术馆，参与国术大赛裁判工作”的表述，经核查应为后世整理的讹传。结合民国时期史料，可确认仅北平市国术馆聘请过张策任职教习，其他多为讹传。值得注意的是，张策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其中入室弟子韩占鳌、周景海参加了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通过了预试，虽未进入中等，但亦属榜上有名。此外，其弟子香河县康文盛之子康国良的门人洪涂生，后来在台湾创立中华通臂拳协会，让张策所传五行通臂拳在台湾广为流传，其弟子们在各地传播通背拳技艺，进一步巩固了张策创立的五行通背拳的影响。

对比同期其他武术名家，张策的独特性在于，他既没有孙禄堂、李书文那样“战无不胜”的比武记载，也没有张之江、李景林那样显赫的国术界地位，且存在晚年死于鸦片的报道，这些因素让对其评价更趋全面多元，褪去了单一的“宗师”光环。

关于张策晚年死于鸦片一事，据民国相关史料及后世整理文献记载，张策年轻时因走南闯北水土不服、肠胃常病，听从他人建议用鸦片医治，缓解病症的同时染上烟瘾，这一说法有一定合理依据，但需结合时代背景客观看待——民国时期鸦片流毒甚广，不少社会人士因治病、解压等原因染上烟瘾，不可以当代标准苛责前人。现有史料未记载张策因鸦片荒废武学、败坏武德，其晚年仍在北平国术馆任教，坚守武学传承，因此这一事迹虽影响对其个人品行细节的评价，却无法否定其传播通背拳的贡献。

综合民国史料记载及相关事迹来看，张策虽无战胜同期名家的比武记录，且存在比武失利的同期记载、晚年染鸦片并因此去世的相关说法，但这些事迹不能颠覆他在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的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

综上，张策的技击造诣可进入民国时期京津地区著名拳师之列。其次，晚年染鸦片一事，虽反映出其个人生活中的缺憾，但结合民国时期鸦片流毒的时代背景，这更多是时代局限下的个人选择，而非品德败坏，且其晚年始终坚守北平市国术馆的教学岗位，未因烟瘾荒废技艺、误人子弟，1934年10月8日张策辞世时，四百余名武林人士前往凭吊的记载，亦印证其业界声望未因个人缺憾而崩塌。

总之，张策是民国时期在京津地区通背拳的著名宗师，其武学成就体现在将太极拳与通背拳相互融合创立了五行通背拳，以及他对通背拳理法体系的完善及武术人才的培养，尤其对通背拳的推广做出重要贡献。